今天是第46个国际博物馆日。从1946年开始，国际博物馆协会就不断根据时代变化适时地修改关于博物馆的定义。随着信息化及“互联网+”时代的全面到来，世界上许多重要博物馆慢慢的开始重视和推动数字化的发展与建设，博物馆数字化慢慢的开始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2022年5月，国际博物馆协会从三个角度定义了博物馆的力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力量、数字化与可及性创新的力量、通过教育进行社区建设的力量。数字博物馆依托传统博物馆而发展，其建设和推广基于持续不断的发展的网络和科技，这种新型的展示方式对于文化遗产的传播推广、美育普及、保护和利用提供了更多元化、人性化的服务。将数字博物馆的形式运用于中国文化遗产的海外回流工作中，对于我国文化遗产的研究利用及文化交流建设意义重大。中国遗失海外工艺品（未展陈）数字博物馆是在国家艺术基金的支持下筹建，于2019年建成，建成后即刻向所有公众开放，是我国第一个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海外遗产回流工作的数字博物馆。
中国遗失海外工艺品（未展陈）数字博物馆是工业与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与英国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考古人类学博物馆合作共建的项目，也是第一个展示遗失海外遗产的数字博物馆。博物馆的目标是将保留在两馆内未对外展示的中国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整理，以网页的形式对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促进文化遗产资源的深度开发和全球共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的《全球防止非法贩运文化财产报告》中披露：在全球47个国家的218家博物馆中，藏有中国文物164万件。除各大博物馆富有收藏，更有大量藏品在私人手中。这些流落于海外的文化遗产，也是我国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由于文化认知差异、技术条件和经济等原因，这些遗产绝大部分没有得到整理和研究，只有极少一部分有机会在博物馆展出，多数已很难回到国内。以现代科技手段为载体，整理和展示这些遗失海外的遗产，为其建立全面的数字化档案资料来形成数字化博物馆。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文化对话、展览活动日益增多，中国遗失海外工艺品（未展陈）数字博物馆的建设有助于各种交流活动的顺利开展，可进一步拓宽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每个时代都有独特的艺术表达形式。科技是当前参与艺术表达的重要手段，艺术与科技的融合是现阶段艺术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当前许多艺术门类都通过科技手段创新其表达方式，来满足人们对文化艺术的需求，进一步融入现代生活。数字化建设是博物馆实体为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与挑战而出现的，是当今博物馆发展的必然趋势。
以往传统的文化遗产回流的主要依靠拍卖、不同形式的捐赠、法律追索等方式。近年来，我国为追回遗失海外的珍贵遗产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圆明园兽首、青铜器皿方罍等珍贵文物的回归皆为国家和爱国人士不断努力的结果。和传统的文化遗产回流相比，数字博物馆以海外收藏的中国文化遗产为媒介，通过整理研究和展览展示，让受众通过认识和了解这些文化遗产，从而了解中国民间传统文化。这种以海外受众更乐于接受的方式宣传和推广中国文化，能更有效地讲好中国故事。博物馆利用互联网向社会公众开放，为民众了解我国悠久历史提供一个更方便快捷更为直观的窗口（图1）。
数字博物馆建成后，可向各大高校及科研机构提供一个巨大的资料获取平台，提升我国文化理论研究工作的质量，为文化建设事业提供重要的补充证明；为公司可以提供一个整理、传承与创新传统的平台；为文化产业创新提供丰富的素材。通过数字化博物馆的建设，人类能找到、研究和保护这些流失在海外的遗产，让其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通过解读捐赠者的背景，研究他们提供的文字稿、图像、作品来看他们眼中的中国文化，他们如何热理解中国文化，从收藏捐赠历程来进一步梳理每一件物品背后的故事。
遗失海外工艺品（未展陈）数字博物馆突出的是“工艺品”这个词，而不是用文物来定义，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种原因是通过梳理，发现两个博物馆馆藏的未展陈部分大多为民间工艺品；另一方面是藏品的涵盖面甚为广泛，历史跨度特别大，最早期直抵新石器时代，晚则属新中国成立时期的现代工艺品；再者，多数藏品的经济价值较低，主要凸显的是其工艺价值和民俗属性。因此，将这个主题定位为工艺品是合适的。
数字博物馆项目最重要的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遗失海外未展陈中国工艺品文物的数字化建设；二是研究外国人记载的中国文化。通过历代到中国的外国人的文字记录，绘本绘画、照片影像等资料来研究中国文化。博物馆共收到英方提供的500件作品的详细资料，共6000多件作品图片。对其进行整理、分类、记录，观众可通过年代搜索藏品，也可通过类别进行搜索，在网络上即可了解藏品的全部信息。数字博物馆通过对内容的不断扩充，可建设成一个跨国界、跨地域、容量不断扩充的、多语种的中国文化遗产数字展示平台，也是一个国际性的中国文化研究、传承与传播推广平台。
菲茨威廉博物馆建于1816年，是艺术考古博物馆，馆藏中国未展陈部分共5694件，分为7个类别。在博物馆的中国藏品中，有数量超3500余件的大量古代钱币，数量占所有藏品的五分之三。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瓷器、织绣、玉器、青铜等2000余件。博物馆整理了许多捐赠者的信息，研究这些资料可以给我们呈现出藏品进博物馆路径，以及藏品背后经历的故事。
考古人类学博物馆成立于1884年，是英国最重要的考古人类学博物馆之一。考古人类学博物馆在塑造民族和国家认同，强化国家意识，促进民族团结方面起到非消极作用，通过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来诠释文化来源的多元性与民族构成的多样性。考古人类学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中国民间工艺品，区别于价值高昂的珍贵文物，这些未展陈的藏品更像是一个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缩影。博物馆方前期提供的藏品，大都是平时在传统乡民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生活用品，它们现在被视为一种东方文明的文化事项在异国他乡的博物馆中被收藏。
早期西方国家通过博物馆收藏，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研究异域文化，以人类学的视角进行艺术创作，进而认识自我的本质并对自身文化进行定义。这些民间的工艺品承载着中国民俗文化、诉说着传统民间生活，建构了传统民间文化与信仰，似一部微缩的传统民间民俗文化史，展现了古代市民阶层的审美认知、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遗失海外工艺品（未展陈）数字博物馆平台已经建设完成并对公众开放。在建设过程中，有一些问题是必然会面对并要想办法解决的，有一些优势是可通过的。
首先是版权问题。数字博物馆藏品的版权归属为英方。英国人对于版权问题比较严谨，一旦牵扯到版权使用和购买的问题，则会按照国际规则来处理。好的一面是，将这些数字资料用于公益、教育、科研等领域是被英方允许的。在商业领域上运用被禁止的，如若想在商业领域运用，需要先得到英国方面的授权。
其次是在数字资料的获取阶段处于被动地位。一方面，数字博物馆内展示的藏品均为英国博物馆选取、拍摄、翻译后提供。没办法保证接收到的资料是最有代表性的，最多元化的。另一方面，对于数字资源的获取质量，也受限于英方的数字生成设备和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要生成数据，需要进入博物馆储藏地后由至少四个工作人员共同进行。要进过盘点、开箱、打灯、拍照等程序，再进作品行选取及文本翻译校对的工作，最后形成文本目录。整一个完整的过程耗时长久，对工作人员的专业相关知识及数字生成技术都是极大的考验。再者，如何从大量藏品中选取500件作品进行数字化生成工作，同样取决于工作人员的专业相关知识。所以整个材料获取过程处于被动局面，没有主导权。
第三是藏品的研究梳理问题。获取的数字资料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目录内容有藏品的年代、材质、尺寸和外形描述等内容，其中不乏有些详细的描述，更不可思议的是部分有捐赠者的叙述。这一些内容能让我们窥探到西方人是怎么整理和研究我国工艺品的，能够正常的看到中西方对待文化事项的差异性。但是我们对这些材料来研究，却发现英方对不少藏品的描述是有错误的，且许多藏品的图录里面打了问号，他们对这一些信息也有许多不确定的地方。这给数字博物馆工作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更加说明开展这样的领域的研究工作需要延伸。
第四点，数字技术参与到文物回流的工程中，给文物回流提供了更多的方式，以另外一种渠道让民众认识到遗失在海外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可以使文化遗产通过更加高效和低成本的手段进行展览传播，还可提高馆藏品科学管理的效率，省去复杂的回归流程，加速了文物回流工作的进度,以数字形式快速加入到文化遗产的回归行列，数量可以逐步扩大，这对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但同时，数据信息资源库建设、管理系统平台构建、数字化工作模式优化及传播互动平台建设，都是需要在后续的建设规划中逐渐完备的，要完成这个工作，需要有持续的经济和技术方的支持。数字博物馆作为一个常设的非营利机构，面向公众，为社会服务，也可通过接受不同机构的支持和捐赠，以持续履行其职责和使命。
中国遗失海外工艺品（未展陈）数字博物馆的顺利上线，证明通过数字化来进行文化遗产的回流工作是可行的。遗失海外数字博物馆一端连接遗失海外的文化遗产，一端连着国内乃至全球关心中华文化遗产的观众，给观众提供了解更多的文化遗产途径，能有更多的材料来学术研究工作，也利于开展文化互信基础上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数量众多的文化遗产通过丝绸之路在异国他乡向人民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文化。借助数字丝绸之路，它们重回故乡，向世人讲述他们的经历和故事，阐述人民所创造的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