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为《12世纪于阗与中亚之间的文化交流》，罗帅著。摘自集刊《亚洲文明史研究（2023年第1辑/总第1辑）》，由孙英刚主编。

  10世纪下半叶，喀喇汗王朝统治者皈依了教，随后同佛国于阗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最终，喀喇汗军队在11世纪初攻灭于阗，塔里木盆地南道的宗教文化面貌自此大为改观。随着教教义的传播，的生活习俗、日常用具、工艺美术等也一同东传。由于文献和实物材料的缺乏，过去我们对塔里木盆地南道早期化各方面的状况知之甚少。幸运的是，近些年和田博物馆陆续入藏了一批该地区所出的喀喇汗王朝时期铜器，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审视当地早期物质文化的窗口。2017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林梅村教授与和田博物馆合作整理馆藏文物，他向笔者惠示了这批铜器的清晰照片，并鼓励笔者进行研究。照片中的铜器除少数几件未曾发表外，大部分已由和田文管所李吟屏先生撰文刊布。李吟屏注意到了某些铜器具有中亚风格，但仍推测它们可能为和田本地所产。不过，笔者发现，其中有一组器物具有浓郁的地域和时代特征。它们用黄铜（鍮石）制作，器表錾刻花纹，并错（笔者按，一种镶嵌装饰技术）以银或红铜丝，装饰题材以艺术化的铭文和世俗化的人物、动物形象为主，可称为错银/红铜鍮石器（为行文方便，本文一律省称为错银鍮石器）。这是古代波斯呼罗珊（Khorāsān）地区的典型产品，制作中心为也里城（今阿富汗赫拉特），而且，这些器类只生产于12世纪中期至13世纪初期。这一时期，和田为附庸于西辽的东喀喇汗王朝所统治。以下，笔者拟在李吟屏先生的基础上，对这组铜器反映的物质文化，以及此时期于阗与葱岭以西的文化交流等问题略做探讨。

  1991年，李吟屏在《考古与文物》上发文公布了一批窖藏铜器，它们是1989年和田市拉斯奎镇阿特曲村火电厂施工时意外发现的。这批铜器共计16件，出土时以大套小，层层叠压，显然是有意识埋藏的。1995年，李吟屏在同一期刊再次发文，介绍了和田文管所征集到的两件铜器，据称，其一出自玉龙喀什河下游洛浦县吉牙乡某地，另一出自策勒县北沙漠中。根据李吟屏的描述，这18件铜器从材质上可分为红铜器和鍮石器。其中，红铜器有4件（林梅村先生所示照片也有一件），均为素面或装饰简单弦纹，为执壶、杵、盒、鼎等实用器。普通鍮石器有6件为铛、釜、豆等炊具，装饰风格与红铜器类似。剩下的8件为错银鍮石器，计有：矩形盘2件，圆盘1件，圆筒形墨水壶2件，器盖3件。此外，林梅村先生提供的照片中，有一件未曾刊布过的凸棱大壶亦属此类。因此，目前所知和田地区出土的错银鍮石器共有9件，下面对它们做简要介绍。

  器身上宽下窄，横截面呈倒梯形，喇叭状圜底，折肩细颈，原装壶嘴可能因经常使用而脱落，后接装红铜质戈形扁嘴。器身锻打出多道竖凸棱，凸棱上装饰枝蔓纹和库法体（Kufic）阿拉伯文铭文，各凸棱靠近器肩处装饰圆章纹或水滴纹。器肩装饰一圈圆章纹和库法体铭文（图1-1）。

  器身呈圆筒形，有三个环状系，宽平口沿，圆洞状开口。阿特曲窖藏品（李吟屏称之为铜盆）镶嵌红铜，带平顶盖，器盖外沿有三系，与器身三系形成子母扣，但这些系扣均已脱落，装饰图案有花鸟、翼兽、忍冬纹和库法体铭文，壶体局部锈蚀严重，略有残破，通高8.8厘米，直径10.5厘米，壁厚0.2厘米。吉牙乡征集品镶嵌红铜和白银，缺盖，装饰题材有人像、花蕾、石榴枝、忍冬纹和纳斯赫体（Naskh）阿拉伯文铭文，通高6厘米，外口径7厘米，底径8厘米，壁厚0.2厘米（图1-2）。

  其中两件为墨水壶盖，为平顶盖上铆接蒜头钮，盖身錾刻花瓣、花鸟、花蕾、忍冬纹、水滴纹、圆章纹及阿拉伯文铭文，但镶嵌的银和红铜片已脱落。其一完整，通高5厘米，最大直径8厘米，壁厚2厘米；另一仅剩蒜头钮，通高4.5厘米，最大直径5.2厘米，壁厚2厘米。还有一件为宝珠钮拱形盖，盖身通体錾刻并嵌饰花瓣、藤蔓、忍冬纹、枝叶纹、曲波纹，通高8.3厘米，底径16厘米，最大直径16.6厘米，壁厚0.2厘米（图1-3）。

  平面总体呈矩形，宽平沿，横截面呈“凹”字形。平面内框下陷约1厘米后截去四角，呈长方形套接八边形，内壁斜直，平底。平面外框在口沿处垂直下折成底座。器身用黄铜片模压成形后錾刻花纹，花纹嵌以银片。装饰题材有枝蔓、莲花、忍冬以及库法体铭文。局部锈蚀破损，个别银片剥落。一件高3.4厘米，长32.7厘米，宽22.2厘米（图1-4）。另一件高4.5厘米，长31厘米，宽20厘米。

  自民间收购，据说出自策勒县北沙漠中。圆形，宽平沿，直腹略外斜，形成束颈部，平底。盘底中心有圆章形纹饰，为带翼狮身人面像（斯芬克斯/Sphinx），其他纹样还包括忍冬、花蕾和纳斯赫体铭文。通高3.5、外口径18厘米，底径16.3厘米，壁厚0.1厘米（图1-5）。

  黄铜即铜锌合金，我国古代文献称为鍮石。黄铜冶炼技术最早起源于公元前10世纪的小亚细亚，在前时代已经流传到欧亚大陆各地。不过，自萨珊时代以来，伊朗高原一直是鍮石最著名的产地。早期汉文文献视鍮石为舶来品，《魏书》和《隋书》将其列为波斯国物产。吐鲁番哈拉和卓90号墓所出残纸文书《高昌□归等买鍮石等物残帐》（75TKM90：29/1），记载了商人购买的鍮石、毯、钵（波）斯锦等物品。同墓伴出有柔然永康十七年（480）纪年文书，这件残帐的年代大约相仿。其中提到的波斯锦等三种物品，均见于《魏书》等所列波斯国物产名单。因此，有学者觉得它们是由粟特商人转贸到高昌的波斯产品。宋代崔昉《外丹本草》云：“真鍮石生波斯。”所谓真鍮，三国张揖《埤苍》解释道：“鍮石似金而非金。西戎蕃国药炼铜所成。有二种鍮石，善恶不等。恶者校白，名为灰折；善者校黄，名为金折，亦名真鍮。”从崔昉的记载可见，直到与喀喇汗王朝同时期的宋代，波斯在汉人心目中仍然是上等鍮石的产地。

  也里即今阿富汗西北部的赫拉特，古代属于波斯的呼罗珊，在阿拉伯帝国时期为呼罗珊四镇之一。其地位于帕罗帕米苏斯（Paropamisus）山脉南麓哈里（Harī）河河谷中部，在东部高地和西部低地的分界处。它是丝绸之路上的枢纽之一，交通地位十分重要：向北可抵木鹿（Merv），向东可抵巴尔赫（Balkh），经此二地进而可达中亚阿姆河南北；向东可抵喀布尔，东南可抵坎大哈（Kandahār），经此二地进而可达印度；向西北可抵内沙布尔（Nīshābūr），西南可抵扎兰季（Zaranj），经此二地进而可达伊朗高原。我国古代文献记载此地较晚，其名最早见于蒙元时期，《圣武亲征录》和《元史》作也里，《元朝秘史》作亦鲁、阿鲁。帖木儿王朝（Timurid dynasty）第四位算端（苏丹）沙哈鲁（Shah Rukh）定都于此，并与明朝频繁通使。因此，明代文献对此城多有描述，往往将其写作哈烈、黑鲁、黑楼等。

  11—13世纪，中亚政局波谲云诡，也里城的归属也数易其手。998年，哥疾宁王朝（Ghaznavids）占领此地。1040年，其统治权为塞尔柱王朝（Seljūqs）夺走，塞尔柱人的控制持续了一个世纪。1148年，塞尔柱的附庸、古尔山区的古尔人崛起，建立了古尔王朝（Ghūrids），他们攻占的首座呼罗珊城市便是也里。随后十余年，古尔人与塞尔柱人交替占据此城。直到1175年，古尔人获得彻底胜利，此后一段时间对该城拥有较稳固的统治。12世纪90年代至13世纪初，古尔在也里的对手变为花剌子模（Khwārezm-Shāh dynasty），双方对该城展开反复争夺，但多数时候其控制权仍为古尔人所有。1206年，古尔算端施哈卜丁（Shahāb-ud-din）死后，王朝开始瓦解，花剌子模终于占领此城。1221年，拖雷率领蒙古军队进攻也里，该城百姓慑于军威而投降。拖雷处死一万二千名花剌子模守军，同时赦免了城中平民。同年，也里城民风闻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Jalāl al-Dīn）在八鲁湾（Parwan）大败蒙古军队，因此反叛并杀死拖雷留下的镇将。拖雷迅速命宴只吉带回军围攻也里城。该城在坚守六个月后于1222年沦陷，随即遭到蒙古人屠城报复，除少数工匠被俘往蒙古外，幸存者仅百人（一说十余人）。此后，该城一直处在荒芜状态。1236年，因窝阔台汗喜好也里工匠制作的服装，特批准该城工匠返回故土，重建作坊，也里城才得以逐渐恢复。实际上，经成吉思汗西征，中亚、波斯很多地方遭到蒙古人的严重摧残，其中尤以呼罗珊诸城受到的破坏最大，许多其他呼罗珊城市同也里城的遭遇一样，被屠城，迁走工匠。对此，拉施特（Rashīd al-Dīn，1247-1318）在《史集》中不无义愤地诉说道：

  从人类出现时起，没有一个君王能够征服过像成吉思汗及其宗族所征服的那么多的地区，没有一个人杀死过像他们所杀死的那么多人。……在各地区被征服的时候，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和辽阔地区（的居民）遭到了大屠杀，活下来的人很少，巴里黑、沙不儿罕、塔里寒、马鲁、撒剌哈夕、也里、突厥斯坦、列夷、哈马丹、忽木、亦思法杭、蔑剌合、阿儿迭必勒、别儿答、吉阳札、报达、毛夕里、亦儿必勒以及这些城市所辖大部分地区所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某些地区，由于是边区或经常有军队经过，居民完全被杀死或四散逃走了，土地被废弃了。

  呼罗珊也里一带的错银鍮石器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产生的。10—12世纪上半叶，中亚的金属加工行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金属艺术品主要是各种鎏金银器，艺术风格体现出一种趋同性，按不同派别区分的地方艺术特征逐渐消失，单一的风格图案成为器物表面的主要装饰题材。日用器具方面，用青铜或鍮石制作的器类丰富多样，包括各种香炉、灯架、杵臼、大锅、浴桶、瓶、壶等，器表素面或饰以简单的弦纹或雕镂图案。在这一时期，呼罗珊也里等地也存在金属加工业，但并不具备明显的地方特色，生产的物品与中亚其他地区别无二致。

  到12世纪中期，也里一带忽然出现了一种特色鲜明的鍮石器流派，笔者称为也里式错银鍮石器流派，其生产一直持续到13世纪20年代蒙古人屠城为止。在其停产半个世纪之后，波斯地理学家可疾维尼（Zakariyāʾ al-Qazwīnī，1208-1283）依然称赞也里曾以生产错银鍮石器而闻名。这种错银鍮石器虽然都是日常生活用具，但艺术水准相较10—12世纪上半叶的鍮石器大为提升，兼具实用器和艺术品的双重身份。在器型器类方面，其器型比较固定，主要生产凸棱大壶、提壶、圆盘、矩形托盘、圆角矩形笔盒、圆筒形墨水壶等几种特定器类。而这几种器类，大多可以在和田博物馆藏品中见到。装饰技术方面，首先将黄铜片锤揲或铸制成形，再用模锻压花技术（repoussé）或錾刻技术（engrave）造出花纹，最后将银或红铜丝捶打后镶嵌（inlay）在花纹上。装饰图案方面，使用了大量人物和动物形象来体现狩猎、马球、乐舞、登基典礼等场景；抽象的神话动物亦常常会出现，包括有翼的斯芬克斯和山羊、狮身鹫首兽（Griffin）、人首鸟身兽（Siren）等；天文和星占内容如黄道十二宫图也是一大题材。这些图像以单独的旋涡花饰出现，或表现为环绕器身一周、不连续的圆章形装饰图案。这些题材充满了许多活力，与10—12世纪上半叶的呆板单调风格迥然有别，像是早期的萨珊或粟特风格的复兴。此外，器身也常常饰以风格化的铭文，它们难以辨认，可视为一种“书法装饰”（graphic ornament），其内容大多为工匠姓名，对物主的祝愿语，以及有关爱情、离别、快乐、幸福主题的短诗。

  需要指出的是，也里式错银鍮石器并非凭空出现。以圆筒形墨水壶为例，内沙布尔曾出土过两件年代为11世纪中前期的错银鍮石器，器表装饰高浮雕图案，未镶嵌银或红铜，可见，这种器型的墨水壶早在哥疾宁王朝鼎盛时期即已出现。意大利考古队在哥疾宁王朝宫殿遗址中亦曾发现两件类似器型的墨水壶，年代为11世纪晚期至12世纪早期，它们本身素面，但在器表镶嵌有几块雕镂图案的银牌。这种镶嵌整块银片的做法与也里式错银丝的技术迥然有别，但很难说二者之间毫无瓜葛。虽然也里式错银鍮石器的某些因素具有更早的渊源，但它在技术、器型、装饰风格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综合特色。

  呼罗珊生产的这种也里式错银鍮石器数量很大。不单阿富汗和伊朗当地的博物馆，几乎每家欧美大型历史艺术博物馆都收藏有几件，而且这类器物也经常现身各大拍卖行。然而，它们大多是征集和收购的，以至于我们很难对它们的年代和出土地点做出精确判断。所幸少量器物带有纪年和工匠姓名题款，为我们从总体上了解这类器物的产地和生产年代提供了依据。在众多收藏品中，带有工匠姓名题款的寥寥无几，而它们大多与也里有关。

  （6）饰匠Shāzī的三件作品，其中两件发现于赫拉特，分别为笔架和鸟形瓶；另一件为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Washington D.C.）收藏的笔盒（馆藏编号：36.7），购自布哈拉（Bukhara）。鸟形瓶的工匠题款为Shāzī al-Haravī，另两件仅记作Shāzī。笔盒铭文还含有1210年纪年以及拥有者姓名穆扎法尔（Majd al-Mulk al-Muzaffar）。这位穆扎法尔是花拉子模的末任呼罗珊总督，驻守马鲁（Merv），死于1221年蒙古人对该城的屠戮。

  以上6组共9件错银鍮石器的工匠姓名，均带有族名（nisba）“al-Haravī”，意即“来自也里”，表明这些工匠的籍贯为也里。他们有可能是在也里城制作这些器物，亦有可能迁居别的城市，在当地作坊中运用也里的技术从事生产。不论如何，这类题款都暗示了错银鍮石器的生产中心是也里城。

  关于也里式错银鍮石器的年代，各博物馆、拍卖行的图录与介绍文字大多将相关器物断为12世纪晚期至13世纪初（或者更具体，1180—1205年之间）。这个年代范围是古尔王朝稳定统治呼罗珊的时间。据穆思陶菲（Hamdollāh Mostowfī Qazvīnī，1281-1349）记载，古尔王朝统治期间是也里最辉煌的时期，那时此地有12000家商铺，6000座澡堂，359所学校以及444000户居民。几件精致的也里式错银鍮石器带有1182、1206年等纪年题款，正属于这一时期。因此，可以说最出色、最成熟的一批错银鍮石器个体应当是在此时期生产的。然而，也有很多产品应当属于更早时期。实际上，每种器类似乎都有形制上的变化，由于缺乏足够多的考古发掘品，我们难以做出可靠划分。不过，几件带有较早纪年题款的个体可为也里式错银鍮石器的出现年代提供参考。其中，最早的一件当属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所藏的1148年笔盒。该馆还收藏有另一件早期作品，即上文提及的1163年的“波布林斯基水壶”。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这件水壶的工匠题款分列锻匠与饰匠，说明当时这个行业存在劳动分工，并且已经相当成熟。因此，作者觉得最早的一批也里式错银鍮石器出现于12世纪中期。

  关于错银鍮石器在也里忽然出现的原因，最早的纪年题款给了我们启示。1148年正是古尔王朝兴起的时间，在此前后，塞尔柱王朝迅速衰落，对也里的控制减弱。古尔人深居山区，曾长期被视为异教徒，直到11世纪前后方才逐渐皈依，到他们崛起和占领也里时，他们信奉教的时间不长；而且，他们对教的信仰不算虔诚，许多人只是使用的姓名，实际却过着异教徒的生活。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错银鍮石器的装饰题材才一反之前的正统艺术风格，变得比较活泼多样，甚至会出现了很多萨珊和粟特传统的复古元素。在这种历史转变时期，苏菲主义（Sufism）也趁机渗入也里的市民生活中，因此导致装饰铭文中出现了一些秘传的诗歌。相较于世界之前的鍮石器，这类嵌饰艺术品的工艺水平有大幅度提高，其压花、錾刻、镶嵌等装饰技术常见于金银器工艺，而鍮石是一种相对廉价的材质，基于这种反差，有学者觉得早期的错银鍮石器工匠可能本来是银匠，他们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转而从事低廉的鍮石器制作。这种看法颇有见地。12世纪40年代之前，也里安享了一个世纪的太平，到这时，塞尔柱王朝迅速衰落，加之古尔人与塞尔柱人的交相争夺，导致也里城大贵族阶层的经济实力减弱，金银器的需求量变少。此外，联想到穆思陶菲提到的夸张的商铺数目，可知商人等中层资本者在此时悄然勃兴。他们是错银鍮石器的主要消费群体，其兴起带动了错银鍮石器市场的繁荣。因此，原来的一些金银匠改行生产这种紧俏商品，将新的技术和装饰题材注入其中，并推陈出新。

  和田博物馆所藏的也里式错银鍮石器，每种都能在欧美各大博物馆和拍卖行的藏品中找到大量类似例子。笔者所知的就有上百件，以下是各单位的具体收藏情况：

  这些收藏品基本都没明确的出土地点。除少数带有纪年与工匠铭文的外，其余的制作时间与地点均只能依据技术和艺术风格作大致推测。不过，它们的庞大数目表明，这类器物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产量不小，应当是当时的畅销品。此外，一些有关中亚金工艺术的研究著作和图录，揭示了一批出土地点相对明确的同类器物，它们来自中亚、伊朗高原等地的窖藏、遗址或某些地方性博物馆。

  （2）喀布尔博物馆收藏有1件凸棱大壶（馆藏编号58.2.16）（图2-1）、1件矩形盘。

  （3）塔吉克斯坦西南部、阿姆河北岸沙赫里图斯（Shakhritus）遗址出土1件墨水壶。

  （4）塔吉克斯坦西南部、瓦赫什河畔佐利萨德（Zoli Zard）窖藏出土1件墨水壶。

  （6）塔吉克斯坦西部、靠近撒马尔罕的片吉肯特（Penjikent）出土1件矩形盘，现藏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7）1962年，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阿姆河北岸铁尔梅兹出土1件墨水壶，现藏于铁尔梅兹考古博物馆（Termez Archaeological Museum）。

  （8）1959年，乌兹别克斯坦东北部、费尔干纳盆地纳曼干（Namangan）出土1件墨水壶。

  （10）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博物馆（Samakand Museum）收藏有1件圆盘（图2-4）。

  （11）哈萨克斯坦南部讹答剌遗址（Otrartobe，著名的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导火索事件即发生于此地）出土1件墨水壶（图2-3）。

  （12）土库曼斯坦东部达失里牙朗（Dashlyalang）窖藏出土1件墨水壶、1件矩形盘，现藏于当地一所学校的博物馆。

  （14）阿塞拜疆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Nakhchyvan）境内出土1件凸棱大壶。

  以上15个地点共计23件相关器物，它们的分布地点十分普遍，西至里海以西的纳希切万和伏尔加河流域，东及费尔干纳盆地和阿姆河中游地区。这表明，上述几种器类除了满足也里本地市场需求外，还作为外销商品大量供应国际长途贸易。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诸地点中，中亚五国境内的铁尔梅兹、沙赫里图斯、佐利萨德、片吉肯特、卡莱巴兰、纳曼干、讹答剌等地，距离和田并不遥远，它们均位于古代和田越过葱岭同西方进行交往的要道上。这些地点出土的同类器物，指示了也里式错银鍮石器从原产地呼罗珊流入于阗的可能途径。

  一些线索表明，和田博物馆所藏的也里式错银鍮石器可能属于呼罗珊地区的早期作品。和田的墨水壶在器型与装饰题材方面，与上文论及的也里饰匠伊本·阿合马（Masʿūd ibn Ahmad al-Haravī）制作的苏富比墨水壶相当接近，而他的另一件作品“波布林斯基水壶”带有1163年的纪年题款，这可作为和田墨水壶的参考制作年代。和田的凸棱大壶与喀布尔博物馆的藏品最为接近，但后者无明确的出土地点和纪年。图录将其时代归为12世纪晚期，即古尔王朝稳定统治也里等呼罗珊城市的时期。然而，相较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图3-1）、格鲁吉亚国家博物馆（带有1182年题款，图3-2）等收藏的华丽的同类个体，这两件在用料和装饰方面要逊色得多，它们不大可能是古尔治下的繁荣期产品，而可能属于初期阶段或最后阶段的作品。也里式错银鍮石器的时代下限比较特殊。在塞尔柱、古尔、花剌子模之间的拉锯战中，呼罗珊错银鍮石器受到政治变动的影响比较小，因为这些政权出于征税等方面的考虑，不会肆意破坏当地的经济生产。蒙古人则不然，他们残暴的屠城政策，使当地的手工业突遇灭顶之灾。因此，也里式错银鍮石器事实上没有自然发展的最后阶段。那么，和田的凸棱大壶应该属于这种器类的早期生产阶段，即12世纪中期（1150年前后）的产物。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错乌银（niello）矩形银盘为此提供了旁证（图3-3）。这件银盘的铭文表明其拥有者为花拉子模沙亦思马因［Kwārezm Shāh（Ismaʿil）Abū Ibrahim，1034-1041年在位］。也里式错银鍮石矩形盘的形制无疑源自这种早期银器。而更让笔者感兴趣的是，这件银盘口沿的四角分别刻有一个水滴形徽章图案，水滴内部为一只飞鸟。这种特色鲜明的水滴形图案亦见于和田凸棱大壶的肩部（图3-4），但不见于其他年代偏晚的错银鍮石器。这暗示了和田的凸棱大壶处于也里式错银鍮石器工艺的较早阶段。在此阶段，错银鍮石器上的某些装饰母题借鉴于早期银器。

  有关12世纪中期于阗与葱岭以西诸国交往的史料异常匮乏。但文献显示，在更早时期，这种交往在多个层面上持续存在。11世纪初，喀喇汗王朝与哥疾宁王朝在中亚屡次交战。1006年，喀喇汗军队越过阿姆河入侵呼罗珊的巴里黑（Balkh）、你沙不儿（Nīshābūr）、徒思（Tūs）等地。正在远征印度的哥疾宁算端马哈茂德（Maḥmūd）回师北上，在阿姆河畔击败了喀喇汗将领贾法尔·的斤（Jaʿfar-tegīn）所率的六千人军队。加尔迪齐（Abū Saʿīd ʿAbd al-Ḥayy Gardīzī，生活于11世纪中期）记载了其中一次战斗的细节，马哈茂德的士卒“用于阗腔调唱出突厥歌曲”，突厥人闻声大惊，纷纷跃身入河，溺毙甚多。这一幕犹如汉军四面楚歌围困项羽之重现，它暗示了这支喀喇汗军队来自于阗。翌年，喀喇汗王朝再次以重兵进犯巴里黑，于阗统治者卡迪尔汗·优素福（Qadir-Khān Yūsuf）亦派兵参与了这次军事行动。1008年，马哈茂德在巴里黑附近的沙尔希延（Sharkhiyān）桥附近击溃喀喇汗军队，从而结束了喀喇汗对呼罗珊的侵扰。此后，喀喇汗王朝与哥疾宁王朝关系缓和，双方频繁遣使交聘，赠礼联姻。1040年，塞尔柱王朝在登丹坎（Dandānqān）之战中击败哥疾宁王朝，取代后者对呼罗珊进行统治。翌年，喀喇汗王朝分裂为东西两部，于阗为东喀喇汗王朝所有。东喀喇汗与塞尔柱之间的关系难以明了，但能确定的是，前者进入12世纪后逐渐走向衰落。1134年，耶律大石进占八剌沙衮（Balāsāghūn），将东喀喇汗王朝降为西辽的附庸。1141年，西辽在卡特万（Qaṭwān）之战中击败了塞尔柱王朝，此后又降服了西喀喇汗王朝、花剌子模等势力，遂成为中亚霸主。12世纪下半叶，花剌子模等藩臣每年须向西辽输纳岁币；同一时期，西辽多次对中亚用兵，其兵锋曾深入呼罗珊的巴里黑、俺都淮（Andkhūy）、撒剌哈昔（Sarakhs）、徒思等地。在这种政治局面下，于阗能够最终靠多种方式与葱岭以西诸国进行交往，要么出兵参与西辽在中亚的军事行动，要么在同一宗主国治下与中亚展开商贸往来。也里式错银鍮石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于阗的。它们可能是在12世纪中后期某个时间流入于阗的同一批物品，也可能是在一段时间内，因双方的持续交往而陆续输入。

  和田博物馆的也里式错银鍮石器，特别是凸棱大壶和阿特曲窖藏所出土的矩形盘，都有明显的损坏和修补痕迹，表明它们曾被经常使用。关于它们被埋藏的时间和原因，笔者推测可能与13世纪10年代西辽僭主屈出律（1211—1218年在位）在喀什噶尔、于阗等地采取的宗教高压政策有关。屈出律在篡夺西辽政权之后，强迫于阗等地的改宗佛教或基督教。阿特曲窖藏铜器具有浓郁的教色彩，它们的拥有者可能为躲避迫害而将其匆匆掩埋。于阗地区因屈出律的倒行逆施而出现的这类窑藏不在少数，很多在古代就已被掘出。1266年，察合台汗八剌洗劫于阗，其军队在城中找到了多处宝藏。15世纪晚期，蒙古朵豁剌惕部（Dughlāt）异密米儿咱·阿巴·癿乞儿（Mīrzā Abū Bakr，卒于1514年）建立割据政权，在鸭儿看、于阗、哈实哈儿等地疯狂挖掘古物财宝，稍晚的米儿咱·海答儿（Mīrzā Muḥammad Ḥaidar，1499-1551）在《拉失德史》专辟一章，记载了他的这一行径。其中写道，阿巴·癿乞儿曾在于阗城堡内发现了一处宝藏，里面有27口大瓮，每口瓮中都放着一个铜长颈执壶，壶中装满金砂，壶与瓮之间的空隙则装满银锭。找到这处宝藏后，阿巴·癿乞儿派人在于阗等地更加仔细地挖掘，又发现了若干其他宝藏。米儿咱·海答儿得到了其中的一个执壶，并声称每一个执壶里面都有一张突厥语字条，上面写着：“这项财宝准备用来为哈马儿可敦（the Khātun called Khamār）之子举行割礼。”我们没办法判断这些执壶是否属于也里式错银鍮石器，但哈马儿可敦之名称暗示了宝藏的主人应当是一位喀喇汗贵族。

  Khamār（或Khumār）不是一个常见名字，笔者检索到三位名叫Khamār的突厥贵族。第一位生活于9世纪，即雅忽比（Yaʿqūb）所载识匿国王胡马尔别乞（Khumār-beg）。第二位是“来自草原方面的花剌子模人”将领胡马尔-塔什·谢拉比（Khumār-Tāsh Sharābī），曾于1017年率军与哥疾宁算端马哈茂德交战。还有一位名叫胡马尔的斤（Khumār-tegin），是花剌子模沙摩诃末（ʿAlāʾ ad-Dīn Muḥammad）之母忒里蹇可敦（Terken Khātun）的族人，当1220年蒙古人围攻玉龙杰赤（Gurgānj）时，他负责该城的防务。忒里蹇可敦出身于花剌子模以北的中亚草原突厥部落，有说她来自咽蔑部伯岳吾氏，亦有说她是康里人或钦察人，其父或先人可能受西辽封号，族人曾是契丹治下之部族。可见，胡马尔的斤当与西辽有着密切关系。哈马儿可敦与胡马尔的斤之间是不是有关联？她是否出身于咽蔑贵族，后来嫁给于阗的喀喇汗统治者而被封为可敦？囿于材料，目前没办法做出判断。

  最后需要指出，阿特曲窖藏中的红铜器，可能反映了中亚铜器技术向于阗传播的情况。于阗古代产铜，很早时期就能制造铜器。《梁书·于阗传》记载其“国人善铸铜器”。李吟屏亦称，有几件窖藏红铜器与现今和田民间使用的器类比较接近，二者有几率存在承袭关系。这些都暗示了阿特曲红铜器为本地制造的可能性。然而，这批红铜器（以及素面鍮石器）中的器类，即杵、鼎、执壶、八瓣盒等，在中亚西部和伊朗各地也很常见，它们的器型跟和田的也相当接近（图4），年代与也里式错银鍮石器相仿或稍早。例如八瓣盒（李吟屏文未提供图片），这种颇具特色的八瓣形器皿亦见于赫拉特国立博物馆所藏铜器，其中一件为八瓣形器座（馆藏编号：HNM 02.11.86c），年代为11—12世纪；另一件为八瓣形壶（HNM 03.01.86，图4-9），年代为10—11世纪。再如带流执壶，阿特曲窖藏出土的带流执壶为梨形腹，细颈，球形口，鸭舌形斜流，大曲柄，喇叭状圜底（图4-7），这种器型显然从早期的粟特银壶发展而来。同样器型的铜执壶亦见于中亚多地，如塔吉克斯坦片吉肯特的卡赫卡赫3号（Kahkah Ⅲ）遗址、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的阿赫西克特（Akhsiket）遗址（图4-8）、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的坎不隆（Ken-Bulun）遗址。这些遗址所出执壶均带有工匠题款“阿合马之作品”（Amali Aḥmad），应当来自同一金工作坊。这三处遗址毗邻塔里木盆地，均位于东喀喇汗王朝和西辽境内，它们同于阗之间有着密切而便捷的交往。因此，作者觉得，阿特曲红铜器中至少有一部分应当是从中亚西部输入的。李吟屏提到的当今和田民间的类似器物，暗示了于阗本地工匠通过传入的铜器逐渐习得了这类铜器的器型与技术，并不断仿制和传承，使其融入当地的日常生活中。

  通过比较和分析，作者觉得和田博物馆所藏的错银鍮石器产自12世纪中后期以也里城为中心的呼罗珊，它们是目前所知此类器物地理分布最东的一批，也是中国境内发现的唯一一批。它们大约在12世纪下半叶流入于阗，大部分在13世纪初屈出律施行宗教迫害政策时被埋藏遗弃。这批文物具备极其重大的历史价值。其一，它们指示了在唐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至蒙古大一统前夕，商品仍能有效地沿欧亚交通网络进行长途传播。其二，以往我们大家都知道西辽强盛时期，在政治上对葱岭以东的东喀喇汗王朝和以西的西喀喇汗王朝、花剌子模等势力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组和田铜器则提示了这一时期葱岭两侧民间经济上的往来。其三，这组错银鍮石器，以及普通鍮石器、红铜器，都是从葱岭以西传来的日用器具，它们表明古代文化的东渐不仅意味着教义的流布，也表现为物质文化各个层面的传输与接受。

  《亚洲文明史研究》致力于从全球史语境重新梳理亚洲的历史演进脉络，重新认识中国及周边文明的特质和内涵，重新理解中国和亚洲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机制。恢复历史记忆，接续文明脉络，推动相关学科的发展和知识的真正有效进步。

  论净土佛教以及中古中国的禅净融合 夏复（RobertH.Sharf） 撰 丁一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