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考古发现:勾勒西部文明
来源:新闻动态    发布时间:2024-01-04 01:06:00

  2021年3月31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四川稻城皮洛遗址、河南南阳黄山遗址、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榜上有名。入选202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是我国早期人类起源、史前文化与中华文明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的生动诠释,展现了绚丽多彩、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风采。

  西部地区作为中国考古的“名区重镇”,每年都有百余项考古项目,上至人类起源,下至元明清,每一次发掘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和研究价值。这一次的十大发现,西部地区就占据了“五大”,还有几个项目入围了终评会,许多做了多年的项目也有重要的突破。这些新发现有的延伸了历史轴线,有的增强了历史信度,有的丰富了文化内涵,有的活化了历史场景。通过几古学人的努力,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接连不断,为揭示、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弘扬传承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作出巨大贡献。(陈宇宏)

  该遗址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该遗址最重大的发现是数量丰富、形态规整、技术成熟的手斧和薄刃斧,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也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产品。

  阿舍利技术是早期人类智慧技能发展到一种高峰的标志。20世纪40年代“莫维斯线”假说,认为在旧石器时代,该线以西的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是早期人类文化的先进地区,是以阿舍利手斧为代表、能掌握先进工具制造技术的先进文化圈;而位于该线以东的中国等地区,是以制造简单的砍砸器为特征的“文化滞后的边缘地区”。本次皮洛遗址发现的阿舍利组合,为“莫维斯线”论战画下了休止符。

  这个遗址的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在旧石器时代遗址里,是极为罕见的大型遗址。皮洛遗址海拔3700多米,目前发现的手斧已距今13万年,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13万年甚至更早以前,中国人类已能征服高海拔、高寒等极端环境。新的发现突破了“莫维斯线”,为研究早期大范围人类的迁徙、技术交流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该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郊,地处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流域,面积约12平方公里。祭祀区考古发掘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点项目“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的实施内容之一。从2020年3月启动发掘至今,共计发掘面积1202平方米,发现“祭祀坑”6座、灰坑78座、灰沟55条、柱洞341个、房址4座、墓葬2座,初步摸清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布局。

  6座“祭祀坑”出土编号文物12000余件(近完整器超过2300件),另提取完整象牙450余根,1986年发掘的一号、二号坑中出土大量文物,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国内别的地方文化的因素,表明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如顶尊跪坐铜人像、铜圆口方尊、玉琮、丝织品、金面具和象牙雕刻等,进一步夯实了这一认识。

  新发现的前所未见的遗迹和文物,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也将深化关于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场景和祭祀体系研究。通过实物,尤其这次6个祭祀坑出土的文物,再一次具体而微地实证了巴蜀文明、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

  该墓位于西安市东郊白鹿原上,北距世传为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约2000米。经过多次勘探,最终确认该墓为“亚”字形竖穴土圹木椁墓,地面无封土,墓室边长73米,四周环绕110多座外藏坑,外围以“石围界”和门阙形成陵园。它与其西侧的窦皇后陵外围还探出了一周更大范围的夯墙遗址,形成了围合二者的大陵园。在大陵园内,还发现有两处23座外藏坑和4处建筑遗址。外藏坑中还清理出“车府”“器府”“中司空印”“南葆司空”“北葆司空”等明器铜印。

  考古资料表明,江村大墓及其周边的遗迹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陵区,与汉高祖长陵、汉景帝阳陵等形制要素相近,平面布局相似,整体规模相当,并有显而易见的发展演变轨迹。结合文献记载,可以确认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

  通过这次考古发掘,否定了霸陵在凤凰嘴或者汉文帝挖山成墓的说法。通过江村大墓的考古发掘能够正常的看到,双重陵园、帝陵居中、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围绕帝陵布局等,都是模仿生前的活动、居住场景,这个理念是后来中国历代皇帝陵墓的一大特点。此外,发现的带有草原风格的金银器是先秦两汉时期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直接证据。

  该墓葬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西南,地处祁连山北麓,主要分布于武威南山区冰沟河与大水河中下游北岸的山岗之上。

  考古发掘了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该墓为带长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室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墓内出土大量精美的随葬品,其中如胡床、六曲屏风、列戟屋模型、成套武备等,皆为国内同时期相关文物首次或罕见的发现。该墓出土的墓志首次提及武威南山区“大可汗陵”的存在,墓志左侧面还刻有两行利用汉字偏旁部首合成的文字,初步判断为吐谷浑本民族文字。而编号为“马场滩M2”墓出土的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冯翊郡太夫人党氏墓志》,有关吐谷浑蓬子氏的记载,对研究吐谷浑史、唐代军事建制,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唐蕃战争、延州阁门府及“安塞军”的来源等一系列问题具备极其重大价值。

  吐谷浑喜王慕容智的墓,随葬器物很丰富。尤其是出土了大量的丝织品,让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唐代纺织技术的高超。这个地区处于唐王朝管辖西域的交通要道上,对于研究唐与丝绸之路沿线各个部族、民族的关系、交通史、工艺美术史等方面提供了非常珍贵的一手资料;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唐王朝时期统一多民族关系的形成。

  该烽燧遗址位于新疆尉犁县东南90公里处的荒漠无人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遗址出土文物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国内遗址考古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以及首次发现的唐代汉文木简实物标本。文书所记录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交通、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如文学作品《游仙窟》为国内现存最早且唯一实物标本。各类文书包罗万象,可谓是一座全面反映唐代边防生活、边疆治理的档案馆。

  该遗址是国内首次对唐代烽燧遗址进行的主动考古发掘,系统全面揭露了遗址的全貌。出土的文书所记录的内容很丰富,许多内容均为首次发现,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考古发掘成果实证了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也是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物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