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总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个隐秘计划的实现过程，（该计划）开启了关于未来的美好前景— 所有自然界的萌芽都可以尽情成长，地球上人类的宿命也都得以实现。大自然的最高目的是普遍的共生存在，这一目的最终将这样实现，在某一空间中人类的所有创造能力将得到充分发展。
没有我们和东亚人民之间的互相理解，我们就无法期望和谐的关系和富有成果的合作。事实上，我们可能会面对彻底的灾难。但相互理解只能建立在认知之上，要建立起对东亚的可靠认知并非易事。
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总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个隐秘计划的实现过程，（该计划）开启了关于未来的美好前景— 所有自然界的萌芽都可以尽情成长，地球上人类的宿命也都得以实现。大自然的最高目的是普遍的共生存在，这一目的最终将这样实现，在某一空间中人类的所有创造能力将得到充分发展。
没有我们和东亚人民之间的互相理解，我们就无法期望和谐的关系和富有成果的合作。事实上，我们可能会面对彻底的灾难。但相互理解只能建立在认知之上，要建立起对东亚的可靠认知并非易事。
人类文明正处于十字路口。各种迫在眉睫的全球挑战要求我们应对：包括自然环境的破坏、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收入财富和生活机会的不平等、产业集中化，以及对金融系统的监管等。在所有这样一些问题中，首要的议题是如何避免“各种文明的冲突”以及一场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我们只有深入地审视过去，才能更好地了解世界文明长期演化的可能方向。在未来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人类前行的道路上，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将扮演核心的角色。在远古时代约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和西方文明沿着趋同的道路演进。但从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灭亡到19世纪初期，中西方文明彻底分道扬镳。在这一时期，中国仍沿着远古时代建立的基础演化，而西方则沿着一条与远古时代道路完全不同的道路前行。这个“第一次趋异”的漫长时期，为中西方文化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英国工业革命标志着第二次彻底趋异时代的开始，这个趋异时代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期。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与之前超过四千年的复杂文明史相比，这是个很短的时期，只有区区二百年。从1980年代开始，中西方进入了一个复兴经济的趋同时期。然而，在各自的文明中，仍有许多植根于漫长历史的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有几率会使冲突、制造全球性的不稳定和暴力，但这些差异也可能以良性的方式融合，从而有助于为全人类创造一个可持续的和和平的未来。
中华文明的基础植根于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在夏朝（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商朝（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周朝（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221年）时期形成。在周朝，贸易的发展、货币的使用、新富阶级的出现，以及各个独立诸侯国之间频繁的战争冲突，促进了对人类社会和政治体系本质的哲学研究。哲学研究的一个共同主题是统治者必须追求“普天之下大众”的共同利益。在众多的思想家中，孔子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位。《论语》在超过两千年的时间里为中国政权提供了道德基础。在孔子的观点看来，政府官员的最重要的目标是维护普通大众的福祉。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老百姓对于仁的需要超过了对于水与火的需要”（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政府官员应当为普通大众的利益服务：“对于禹，我实在没什么可非议的。他住的房子低矮简陋，却致力于修治水利”（禹，吾无间然矣！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如果官僚机构变得腐败，丧失了其道德基础，将会导致社会秩序的灾难性后果：“统治者丧失道义，民心已经离散很久了！”（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第一次实现了中国主体部分的统一。秦始皇开启的封建制度被认为是“所有人类制度中最为长久的”。在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度量衡、货币、汉字的书写方式，乃至车轴的长度，都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统一。位于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长城以及贯穿全国的道路系统建立了起来。尽管在秦始皇死后四年秦朝就灭亡了，但秦始皇的主要功绩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后面的朝代是汉朝，从公元前206年持续到公元220年。在汉朝，中国发展出了持续迄今的政治制度的早期形态。传统的中国政府由一个世袭的皇帝和一大批专业的官僚组成，这些官僚是通过竞争非常激烈的、主要基于古代先哲特别是孔孟思想的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在汉朝，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以及和平的环境和政治的稳定，造就了一个经济和技术大发展的时代。政府主导的水利设施的改进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并降低了运输成本。中国发展出了桑蚕养殖业，以制造丝线和丝绸制品。水车被发明出来。肩带式牲口套极大地提高了驾驭牲畜的效率。用破布制造纸张的发明出现了，直到一千多年后制造纸张的知识才传到欧洲。汉朝末期，中国开始生产瓷器，瓷器制造的技术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欧洲直到18世纪才能生产瓷器。中国冶金家们发现了通过冶炼生铁来制造熟铁的技术，以及通过将熟铁和铸铁熔化在一起来炼钢的技术。欧洲的冶金工业直到18世纪才达到中国汉朝的技术水平。
东地中海和中东地区是西方远古时代的中心。在公元前九世纪后古希腊文明崛起之前，在美索不达米亚（亚述和巴比伦）的古老帝国，以及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古国持续存在了超过两千年。在《历史》一书中，希罗多德（公元前490年~公元前420年）生动地记录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冲突史。在公元前479年击败了波斯人之后，雅典人发展了地中海地区的繁荣经济。贸易、城镇化以及货币的使用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古希腊文明建立在“大规模的奴隶制”基础上，这使得地主统治阶级从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得有闲统治阶级的精神生活繁盛起来。所有重要问题由雅典议会直接讨论和决定。自由民的群体主要是小型农场主，但有约三百个精英财富家庭占据了罗马社会的上层。几乎持续不断的战争冲突与繁荣的贸易、书写方式的广泛应用等一道，促进产生了一个关于人类社会的思想研究的非凡时代。亚里士多德在众多卓越的希腊知识分子中脱颖而出。在中世纪，他被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均视为“大师”。亚里士多德认为对财富的追求本身是“违背自然的”。他竭力反对向人民收取借贷的利息，认为这是“以钱生钱”。他认为道德上“对的”与“好的”的行为的本质是对同胞的仁爱，同时整个团体的共同利益是高于个人利益的：“即使团体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很明显追求和维护团体利益仍是更为伟大和完美的事情。虽然捍卫个人利益是可取的，但捍卫民族或国家的利益则是更好更崇高的”。
在公元前一世纪末期，整个地中海地区及其北部内陆地区被罗马人统一为一个单一的政治经济体。罗马帝国建立在一个庞大的常规军之上，常规军可以对外征战，最大的目的之一是为罗马地主统治阶级提供奴隶。在共和国时代后期，不仅意大利的农业依赖奴隶，而且工业和采矿也依赖奴隶。奴隶制经济抑制了技术进步。罗马财产法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奴隶所有权的。即使在共和国时期（公元前500年~公元前27年），世袭的贵族仍然通过一部极其复杂的市民宪法掌握着权力。在公元一世纪后期二世纪初期，罗马帝国进入了经济繁荣和在文史哲等方面文化进步的“黄金时代”。这个围绕着地中海的帝国的核心享受到了长达两个世纪的独特的和平时代。这个非凡的时代由一系列在公元前27年之后紧握个人权力缰绳的皇帝统治。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写作于18世纪晚期。他对罗马帝国的观点受到了绝对主义时代欧洲各国之间暴力冲突的强烈影响。在他看来，基督教时代的第二个世纪，即罗马帝国的顶峰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开明”的时代。地中海的主干道连接了帝国的大部分领域。吉本估计当时有大约1.2亿人“承认罗马法”。这形成了“在相同执政体系统一下人口最众多的社会”，“被征服的各个国家融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拉丁语被有意识地传播到整个帝国使用。罗马统治者在帝国的纵向和横向建设了大量的公共建筑。这个帝国有三千多个城市中心，这些城市中心之间由大型公路网相连接。在这个庞大统一的结构下，工商业可以不受国境和冲突的阻碍而发展。
在唐朝（公元618年~公元907年），精英统治的官僚体系与汉朝相比得到了巨大发展。尽管在后面的朝代中，官僚体系继续演化变迁，但这一体系的基本特征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进入官僚体系最高层需要通过的科举考试聚焦于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公务员们要通过常规考试来决定其晋升、降级或免职。这个考试体系不仅有助于创造出一个具有专业能力的官僚体系，这比西方早了一千多年，而且也对中国的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它为统治阶级建立一个通用的教育系统，该系统强调实用主义，强调解决实际问题以确保社会大众的福祉。政府官员被认为不仅应该是写作方面的专家，还应在历史、礼仪、天文、人事、政治制度、政府及时事方面有深入的造诣。因为考试制度的内核具有伦理性，因此它被人民大众广泛接受并认可其合法性。中国的官僚体系，无论在中央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都对保障市场经济繁荣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这些作用包括：维护辽阔统一的疆域的和平，使得经济可以从专业化分工和交流中获益；在中央和地方层面建设和维护大量的水利基础设施；确保有效预防饥荒和进行饥荒救济；支持编撰百科全书和教材，以便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最佳实践知识；实施保护生产者和交易者财产权的法律体系；以及为保障商品的价值稳定、特别是谷物价格稳定而进行严密监督和管理。
传统的中国经济发展到了很高的城镇化水平，一直到近代早期都远远领先于西方。在18世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比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大约有五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城市不仅是生产和贸易的中心，而且基于现代化之前的标准具有较高的识字率，因此拥有更为成熟和开明的文化。农业的长期发展使得中国的人口从公元八世纪的5000~6000万人增长到1850年的4.3亿人。高人口密度和相对短缺的耕地可以解释为什么自发展的早期阶段以来，土地的私人所有制是土地所有权的主要形式。在唐朝，私人土地所有制和租赁制度，以及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已经很普遍。敏锐的欧洲旅行者，从13世纪的马可·波罗到18世纪的耶稣会教士，均认为中国的国内贸易规模比整个欧洲的贸易规模大得多。此外，从南中国海到东南亚以及更远的地区，贸易非常繁荣，中国出口精致的中国产品，包括瓷器、纺织品和铁器，以换回初级商品。由国家管理驱动的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造就了长期持续的技术进步。从唐朝开始到19世纪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由企业之间竞争推动的发明创造在持续增长。包括如下领域的进步：造船（包括尾舵和水密舱）、航海（包括水手用的罗盘）、内陆运输（包括运河船闸）、冶金（包括使用在冶炼高炉中的水动力双活塞气缸）、瓷器（包括烧窑技术的进步以减少煤耗）、造纸和印刷（包括活字印刷的发展）、纺织品（包括机器设备和面料）、武器（包括火药的使用和管状铁质武器的生产）、采矿（包括通风井和使用爆炸物），以及深度钻井技术（为开采盐矿和天然气）。在18世纪早期，中国的GDP大约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而欧洲不到四分之一。
罗马帝国在公元四世纪后期灭亡了，欧洲分裂成为众多的边境线不稳定的准国家。军事冲突是地域性的，为了土地和资源持续发生零和博弈争斗。在西欧出现的以农奴为基础的封建制度与黑暗时代的政治混乱有着紧密联系。这些国家的政治基础是国王将土地分封给封建领主（封地），以换取他们的军事支持。在11世纪完全看不到现代欧洲国家的任何轮廓，不存在共同的欧洲文化和语言、也没有全欧洲范围的经济。当欧洲从黑暗时代开始缓慢爬升时，他们没重建一体化的罗马帝国，而是渐渐形成了各个独立国家的轮廓。这些国家无休止地作战。对欧洲统治者而言，教育和识字率是最不重要的事情。军事斗争的核心人物是在马背上作战的领主的骑士兵团。基督教精神深深地烙刻在中世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很多军事冲突都与对骑士制度和服务上帝的观念不一致紧密相关。在中世纪的进程中，为了缓解农地上人口增长的压力，农奴制度逐步被地主和佃农制度取代。在公元七世纪和八世纪，随着东地中海边缘教的崛起，西方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曾完整一体的罗马文化进一步分崩离析。自此之后，欧洲动态的主要部分变成了地中海沿岸土地上基督教与群体之间的冲突。在中世纪后期，欧洲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绝对主义时代，国会的角色变得更重要。国会议员包括世袭的地主贵族、宗教领袖和新兴商人阶层的代表们。欧洲内部冲突的暴力程度达到了顶峰。信仰绝对主义的国家以军事和航海技术的革命开启了第一个在欧洲之外进行暴力殖民征服的时代。
汉朝末期，在中国和罗马帝国的技术停滞不前的奴隶制经济之间，存在普遍的技术发展差距。在黑暗时代，西欧的技术在倒退，到13世纪中西方的技术发展差距变得很巨大。在后面的几个世纪里，尽管军事冲突频仍，但欧洲各国的商业、金融体系和城镇化稳步前进。资本主义竞争的“看不见的手”推动了技术进步，到18世纪早期，欧洲弥合了与中国的技术差距。直到18世纪后期，欧洲和中国的机器还都主要是木制的。发明创造主要是由未经科学训练但具有实际经验的商人做出的，即使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也是如此。这一时期，很多重要的欧洲的发明创造都起源于中国，通过穿过中亚和南中国海的丝绸之路传到了欧洲。这些发明包括：磁性罗盘、尾舵、船舶的水密舱、造纸术、活字印刷、风车、独轮手推车、火药、管状金属武器、机械钟表、平圆拱桥、铸铁的高炉、旋转运动与直线运动互变的标准方法、双活塞气缸、铁索吊桥、造瓷技术、船闸闸门、旋转式筛糠机，以及公。自公元前221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中国长时间的统一、稳定和政府的明智举措创造了相当长期的技术革新，这些技术为欧洲迟来的技术进步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并使其嵌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中。即使在工业革命的典型设备— 蒸汽机中也是如此，蒸汽机的基本部件孕育于来自中国的技术：“没有单独哪一个人或哪一种文明是‘蒸汽机始祖’”。
西方对中国的暴力侵略是从17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期，正值中国历史上最稳定最强盛的一个时代的末期。当时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均很活跃。在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技术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水平，与当时欧洲最发达的地区类似，欧洲这时已经追上了中国。中国的人口从1700年的1.6亿人增长到1850年的4.35亿人，平均年增长率为0.7％，以近代之前的标准来看，这是个非常快的增长率。这导致了人均食物产量下降的马尔萨斯困境，并与“朝代循环”中的衰落阶段相互作用，这一衰落阶段的特征是腐败增加和中央政府的软弱无力。这一些因素诱发并催生了国内的叛乱。西方的暴力侵略导致清朝进一步衰败，这些侵略战争包括战争（1839~1842年，以及1856~1860年）、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以及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1899~1901年）。在超过两千年的岁月里，中国一直在整个亚太地区居于中央地位，也是周边地区“朝贡”体系的核心。因为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中国一直占据全面的统治地位，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很弱。它无法像19世纪的日本一样，在政治上激励精英们作出同仇敌忾的反应，日本的民族主义意识非常强烈。日本强烈的民族身份认同被日本版的儒家学说强化：“在日本，忠诚比仁爱被看做是更重要的美德，这一观点在日本现代化的进程中越来越强。”清朝在1911年灭亡，然后是混乱的军阀统治时期（1911~1927年）、与之间的内战（1927~1936年）、日本侵略（1937~1945年）以及继续内战（1945~1949年）。从19世纪初期到1949年，这一个国家是如此的衰弱，无法支持本土资本主义的发展。增长和现代化的主要中心地区是通商口岸。GDP的增长几乎没办法赶上人口的增长。这一时期是苦难深重的时期。中国在大约两千年的时间里都站在全球技术进步的最前线。而在短短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它就掉到落后的位置，成为“不发达”国家、“饥荒之地”，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
在1921年中国成立之时，发生了一场关于如何翻译“communism”一词的大辩论。中国决定采用中文词汇“”，字面意思是“共同财产~主义”，来作为“communism”的译名。其他的翻译方案则反映了中国长期历史中旨在提高大众福祉的实用主义、非意识形态化的管理方式。它们包括“大同主义”，该词汇采用了中国古代“大同”的概念，或者“普天之下的大和谐”。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领导人们决定重建中国经济，重塑民族尊严。但在1950年代中期发生了关于如何明智的选择发展道路的激烈斗争，强调市场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有及其重要的作用的观点被击败了。从1950年代中期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资源按照物料平衡的“计划”来进行配置，经济被排除在国际投资之外，国际贸易通过国有贸易机构来进行，而不是企业之间直接联系。“计划”经济等同于将整个经济看作是一个基于行政指令运作而不是基于互相竞争运作的单一工厂，从而消弭市场的混乱。在这一段时期，中国经历了一场灾难性的、因政策导致的大饥荒，有上千万人因饥荒而死亡。在1970年代末期，中国占全球GDP的比例已经下降到仅有2.3％，中国占国际贸易的份额低于1％。中国仍是一个低收入国家。据世界银行估算，1981年中国有84％的人口每天收入不足1.25美元，有98％的人口每天收入不到二美元。中国工业的大部分在技术上陈旧过时，与世界的技术进步脱节，大部分的技术基础是根据苏联的过时图纸做复制。
1800年之后的英国工业革命改变了全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均衡。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的关键性发明，比如烧煤的蒸汽机和高级织布机，都是由小企业创造出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主要涉及资本密集型的活动，包括原料金属、石油冶炼、化学制品、电器产品和运输设备等。当工业化的浪潮席卷欧洲、美国和日本时，发明创造慢慢的变多地由大规模的公司完成，这一些企业中有专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专门的研发部门工作。仅仅一个世纪，世界经济就已完全改变。从1820年到1913年，由西欧国家和西方附庸国家创造的GDP占世界总GDP的份额增长了一倍以上，从25％变为54％。发生在二战期间及之后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是由高收入国家的大企业主导的。这次工业革命涉及到化学、药物学、航空和电子方面的新技术。在1979~1980年，高收入国家贡献了全球GDP的70％，世界出口总额的72％，以及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99％。1990年，高收入国家拥有世界股票市场市值的95％。在1991~1992年，在世界研发投入最大的二百家企业中，只有一家公司来自发展中国家。1993年，世界上最大的一百家跨国公司（根据海外资产排名）均来自高收入国家。
欧洲第一次的殖民主义浪潮，在英国工业革命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与15世纪欧洲开始的军事技术革命有着紧密联系。1800年之后，在工业化国家，民用技术向军用的转化促进了技术发明的持续浪潮：从19世纪中期的机关枪一直到20世纪中期的核武器。这完全改变了战争的本质，极大地增加了致死率。这些武器使得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可以征服发展中世界的大部分疆域，使得俄罗斯可以将其帝国扩张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使得白种殖民者得以征服北美全境，并使得日本能够征服东亚的大部分土地，包括中国在内。同样的技术被使用在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可怕战争中，从克里米亚战争和普法战争一直到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重要的全球管理机构的领导权，也掌握在工业化国家手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席位中的四个被工业化国家永久占据（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俄罗斯），第五个席位由中国占据。世界银行的行长一直是美国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则一直是欧洲人。在近期的改革之前，高收入国家，尽管只拥有世界19％的人口，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却享有59.5％的投票权，而发展中国家拥有81％的世界人口，却只有40.5％的投票权。从1948年创立之初到2002年之间，关贸总协定及其继承机构世界贸易组织的总干事，一直都是欧洲人。
在19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时代。核心的政治原则是和时的避免“大动荡”。苏联解体后，经济崩溃，民众福利急剧恶化，这个教训极大地强化了这样的看法：以中国为核心的政治稳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的党员人数从1976年的3500万人增加到现在的8900万人。提高公务员、包括员的综合素养是197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中务实派的成员当时都还健在，他们重新掌握了权力。改革的一个核心哲学是“摸着石头过河”，即逐步地、实验性地释放市场的力量。改革进程被比喻为“笼中之鸟”，即随着笼子的扩大，鸟儿方能展翅。市场的力量从作为计划经济的辅助角色，逐步变为资源配置的“最基本”要素。虽然中国的经济被深度整合进国际贸易体系中，国有控股企业仍然在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在也许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健康、教育、公路、铁路、供电和供水、社会公正，以及对金融系统的监管。中国的领导人持续地以实用主义的方式在市场力量的“看不见的手”和监管的“看得见的手”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在政府监管和市场之间的竞争之间寻求平衡的历史中，从195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的相对较短的非市场经济时期越来越像是一个短暂的失常。
中国的经济复兴是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中最令人瞩目的故事。中国占全球GDP的份额（以不变购买力平价计算）从1980年的2.3％增长到2016年的17.8％。几乎在民生福利的各个层面，包括饮食、住房、供水和供电、交通、教育、健康以及文化生活，都比1970年代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每天收入不足1.25美元的人数，从1981年的8.34亿人（84％）下降到2008年的1.73亿人（13％），预期寿命从1980年的67岁增加到2014年的76岁，领先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中等水准。中国庞大的刺激计划对拉动世界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泥潭做出了基础性贡献，中国强劲的经济稳步的增长对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需求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复兴具备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是中国重返它在两千年中曾在全球经济和文化体系中占据的地位的漫长之旅的起点。中国面临很多挑战。它仍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国民收入只有高收入国家的19~32％。它的人口正在老化，这一个国家在成为高收入国家之前已超越了“刘易斯”拐点。主要城市面临严重的环境污染。从全球化企业引进的技术为中国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中国企业在中国之外的高科技领域却扮演着微不足道的角色。中国企业的国际制造体系比较有限。中国占对外直接投资的份额与瑞士相当，只有高收入国家总额的5％。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个漫长而复杂的任务。国际关系环境也极具挑战。中国的领导人正深度关切怎么阻止一场因西方害怕中国崛起和西方内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困境而爆发的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苏联的解体和柏林墙的倒塌似乎代表着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制对领导的所谓“计划经济”取得了胜利。总部在高收入国家的企业主导着世界商业革命。在一个又一个行业，少数“系统集成”公司出现了，并主导了整个全球工业。围绕着它们，在价值链的上游出现了高速的产业集中化。在30年的时间里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出走”并在全球建立生产体系。2015年，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78％的份额。2014年，高收入国家企业的研发费用超过世界最大2500家企业（G2500）总研发费用的90％，在信息技术和硬件领域，美国公司的研发费用占G2500公司总额的67％。直至今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每一任总干事都是欧洲人，而世界银行的每一任行长都是美国人。2009年成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的两任主席都来自高收入国家。美国、法国、德国和英国占世界人口的7％，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享有24％的投票权；而中国和印度加起来占世界人口的25％，在其中却只有9％的投票权。
西方对全球商业革命时代的主导，掩盖了全球政治经济中发生的深层次的潜在变化。全球金融危机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揭开了这些变化：当潮水退去，岩石显现（水落石出）。金融危机揭示了西方对金融体系监管的扭曲程度，这种扭曲是由于作为全球商业体系核心的“粘合剂”的大型全球性银行的“规制俘获”而造成的。通过刺激资产价格泡沫并使西方金融体系保持危险的高债务水平（特别是政府债务），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得到了缓和。西方大规模的公司在建立全球商业体系上的成功，削弱了他们与其总部所在地的经济体的联系。西方国家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在扩大，而平均的真实收入水平仅在缓慢增长。因信息技术革命和超过40亿中低收入国家的工人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双重影响，严重降低了西方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并严重加剧了他们的不安全感。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在持续老化，抚养比率稳步上升。在现代全球化的30年里，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速超过了西方，且增速的差异显著加大：从2000年到2015年，高收入国家的GDP年增长率只有1.6％，而中等收入国家的GDP年增长率是6.0％。由西方发达国家创造的全球GDP份额（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从1980年的64％下降到2007年的50％，到2016年仅有42％。西方政治上的民粹主义浪潮与对进入“西方衰落”的新时代的普遍恐惧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
预计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一百亿人，其中大部分居住于今天的中低收入国家。人类面临深刻的挑战，包括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不平等、商业权力集中化，以及对金融体系的监管。潜藏在这些挑战背后的是，庞大的军事能力可以将人类在几秒钟之内摧毁。发生一场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和文明冲突的可能性，慢慢的变成了国际关系论坛中的常见话题。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对由南中国海、喜马拉雅山脉、天山山脉、戈壁沙漠围成的统一疆域的大致和平的官僚统治，带来了持续的经济发展。将国家管理和市场力量进行非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的结合，催生了长期的发明创造，很多这些发明创造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对英国工业革命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自古代开始，中国的政治学说和国际关系就深深植根于“正和”（positive-sum）思维模式，无论在政治、军事还是经济上，它们聚焦于国内管理而不是对外征服。由郑和将军领导的1405~1433年间的一系列航海活动，就是对这种哲学的生动阐释。
1800年之后，西方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进步超越了中国。在最近的全球化时代，西方的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在创新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并对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自古代开始，西方的政治学说和国际关系方法论就深深植根于“零和”（zero-sum）思维模式。从罗马帝国灭亡直到1945年，在西方国家之间充满了激烈的经济和军事对抗。在15世纪的军事技术革命之后— 该技术革命中应用了中国的火药和管状金属武器技术— 欧洲内部的战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暴力程度，欧洲的军队开始了他们对中南美洲的残酷征战。从15世纪直到1945年，西方国家利用它们的军事力量征服并管理了全球的大部分地区，包括中亚和东南亚。但是，处于西方和中国之间的这些区域受到西方的巨大影响，与中国和该地区两千多年的相互往来相比，就等于一个复杂巨大“漆器”最表面的薄薄一层。在1945年之后，西方的前殖民地帝国逐步地脱离了殖民，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重重暴力。但西方对于世界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主导权保留了下来并得到了强化，在苏联解体后达到了顶峰。
由西方少数国家主导全球的短暂时代走到了尽头。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的重要性就如同1800年博尔顿和瓦特的蒸汽机专利到期一样。在未来的复杂时代，中国长期的“正和”思维、在“阴”和“阳”两种力量间寻求平衡并通过二者的动态作用达到“普天之下的大和谐”（天下大同）的传统，有可能有助于与西方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应对全人类面临的深刻挑战。西方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短暂时代的终结将是很复杂而旷日持久的。对于西方的普通民众和政治领导者来说，接受这一时代的结束并和平地调整他们与非西方世界的关系是极具挑战性的。如果中西方的关系是“正和”的，不仅对于未来几十年的全球持续发展有益，而且有助于建设和谐的全球治理体系。这可能标志着人类社会未来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开启。这使得全世界内普遍的和谐发展成为可能，就如同中国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那两千多年中在自己国家做到的一样。这是一个“没选的选择”，因为其他选择对人类来说将是灾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