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4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答记者问时指出，中国会着力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那么，“数字丝绸之路”究竟是什么？

  2016年5月16日至17日在“一带一路空间认知国际会议”上由大会主席、著名遥感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华东提出了基于空间观测的数字丝绸之路国际科学计划倡议（DBAR）。

  DBAR主要是以地球大数据为抓手，围绕“一带一路”农业与粮食安全、气候与环境、海岸带与海洋、灾害风险、高山与极地寒区、自然与文化遗产、城市与基础设施、水资源与水安全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开展研究，服务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根据第三届数字丝绸之路论坛公布的信息，截至2018年12月底，已有53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与。

  DBAR主推的数字丝绸之路地球大数据平台已完成一期建设，全部建设工作预计到2026年完成。

  敦煌网2011年提出要打造一个21世纪的“网上丝绸之路”并搭建全球企业电子商务平台。

  陕西最早开展数字丝绸之路实践。2014年10月24日在第八届中国国际软件服务外包大会上，陕西省政府提出了“引领数字丝绸之路，打造西部硅谷”的设想。浙江成立了“数字(网上)丝绸之路国际产业联盟”，推动数字化的经济和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该联盟已经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涉及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新型智慧城市等数字化的经济领域的重点项目。

  北京在数字丝绸之路软实力建设方面发挥着核心的作用：政府、智库、高校、科研院所、行业组织等广泛去参加了。广东的数字丝绸之路发展注重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对接。湖北等长江经济带区域数字化的经济的发展正在成为数字丝绸之路的标杆力量。

  目前企业层面的数字丝绸之路拓展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数字（计算）服务，例如阿里云飞天技术。二是数字化产品交易，京东大多个方面数据显示，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中国商品销往俄罗斯、乌克兰、波兰、泰国、埃及、沙特阿拉伯等54个沿线国家。

  另外，随着2016年中欧班列正式通行以来，在交通方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联系加强，中国各区域商品的物流投放能力会更强，未来参与的企业将会更多、涉及面也会更广。

  中国融合型数字化的经济占整体数字化的经济的比重快速上升，增速与全球发达国家基本相当，2016年融合型数字化的经济占总体数字化的经济规模比重已达77.2%。据《2018年埃森哲中国消费者洞察报告》显示，中国的数字化消费已经在人数和市场规模上领跑全球。

  张柏超、沈开艳两位学者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化的经济发展就绪度进行了定量评估。他们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化的经济发展就绪程度存在比较大差异，在信息基础设施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数字鸿沟”。

  其中，东南亚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数字化的经济基础和发展程度明显要高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国。在中亚腹地，哈沙克斯坦明显要高于其他几个相邻国家。此外，尼珀尔，巴基斯坦、印度等国数字化的经济的发展基础也存在各自的掣肘。中东欧地区相对而言数字经济就绪程度要明显高于中亚地区。

  《2018互联网趋势报告》显示，全世界范围内，互联网用户和智能手机的增速都在下滑，但人均接入网络的时间在增长。

  中国对物联网发展格外的重视，发展迅速，已成为全世界顶级规模的物联网市场。根据2017年7月运营商世界网公布的物联网领域统计数据，2015年中国物联网市场规模已达7500亿元，2016年为9300亿元，涨幅达24%。其中无线月公布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物联网分册（2016-2020年）》，慢慢的变成了中国物联网产业未来五年发展的指导性文件。依据相关规划，中国将快速推进移动物联网部署，构建NB-IoT（窄带物联网）的基础设施。同时中国还将快速推进物联网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G、低功耗广域通信网等新技术的加速融合，逐步形成物联网开源创新生态圈。

  物联网的数据收集并不可能会引起用户的注意，但因物联网与个人紧密关联，渗透到个体活动的每一个单元，事实上是一个悄无声息的彻底数字化过程，因此我们叫做“寂静革命”。

  网络数据收集的模式与互联网有很大的区别，在跨文化、跨地域的数据利用中有着非常大的优势。从使用者的角度看，互联网主要是人与人（或人与相关联的内容）的互动。而物联网主要是人与物的互动，如智能冰箱、智能空调、无人驾驶互动等。

  传统观点认为物联网是网络的延伸，但事实上随着物联设备的飙升，物联网已经占据了互联体系的基础地位。如通过物联网搜集到的社会大众不同生活场景的数字信息，就是当前整个数字化的经济的重要数字基础。物联网所沉淀的是用户无意识状态下、或者个人习惯的“数字交互”，例如多久开冰箱喝一次饮料，周末都去啥地方，使用什么交通工具等等，这类大数据的汇聚构成了市场精准化、数字再生产的重要“矿产”资源。

  物联网的发展，万物互联体系的构建，为实体工业的数据化和利用数据提供了与原有互联网大公司竞争的新机会。

  物联网和AI的交互对AI的非消极作用大多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物联网为AI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训练场景。二是物联网的连通性不仅仅是M2M（机器到机器）通信，还涉及测量、评估和收集数据的传感器，包含了人与机器的交互，而且这一部分慢慢的变重要。

  一是低成本连接技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含互联、物联在内的数字通讯网络发展并不均衡。但这恰恰是中国中小科技公司的优势。我国在低功耗长距离数据通讯的技术能够在成本上占据优势，使得在一带一路网络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进行快速部署成为可能。

  二是低成本可自行组装物联网硬件。灵活、低成本的物联网底层设备，为中国企业通过二次创新，制造、设计和批量生产广泛适应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物联设备提供了比较便利的硬件基础。其简单、易用、易获得的发展特性，也为中国打开“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物联设备市场带来了独特的契机。

  三是低成本的物联网大数据存储与处理。对于网络接触设施发展不均衡的地区，并不能够确保与物联网的适时互联状态。但物联云计算PaaS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通过云计算部署的本地化与国际互联的结合，能确保在互联网不可用时，依然不影响本地化物联网大部分功能的使用。当前中国阿里等大的网络公司都具备了提供低成本的物联网大数据存储处理产品的能力。

  “一带一路”沿线余个。“一带一路”相关概念也已被广泛接受和认可。针对数字化产品，建立“一带一路”或者数字丝绸之路产品认证体系，有助于作为中国制造整体品牌进行市场推广。

  一方面，技术市场的发展与推广，与专利技术限制紧密关联。物联网领域的专利分布非常分散，该领域的顶级专利申请人占专利总数的5％左右。

  5G方面中国具有的优势较为显著。华为拥有大量的5G专利组合，这中间还包括几项5G标准必要专利（SEP）。未来的物联设备通信、算法、终端数据存储、计算和云间通信接口都会受5G相关专利影响。怎么样才能做好5G与物联网的专利保护、使用和共享，需要国家层次的协调，这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西方国家跨国数字企业组织竞争的重要前提。特别是当前如Google，Amazon，Facebook和Apple等已经构建了全球化的数字ECO的前提下，中国如何利用物联网发展与之抗衡，培育和打造属于中国企业的数据链生态，是一个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另一方面，物联网标准是建立物联数据生态的关键。如前所述，实体公司要完成数字化的转型，就需要发展自己的数字生态系统。例如设计属于自身个人的机器学习算法、建模和云等。否则，如亚马逊，谷歌和微软等就会挤占这一个市场，而实体公司只能沦为硬件产品商。但是我们该看到，由于物联网具有多层次终端设备和广覆盖的特性，产品在连接和交互层面会出现在专利上的叠加和冲突。例如无人驾驶汽车和车载第三方设备关于数据交互的专利兼容与冲突问题，这种类似在数据应用层的专利和标准冲突出现的可能性会慢慢的大。因此结合5G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状况，尽快制定出有关标准体系，并加快知识产权方面的建设是当前数字丝绸之路比较紧迫的问题。

  对于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要进一步完善。目前各地开展的相关工作要进一步减少重复的建设，突出自身特色。

  此外，虽然在当前“一带一路”合作超预期的大背景下，中国已经为数字丝绸之路的发展铺垫了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但同时也面对这政治、宗教文化、法律体系差异等问题。这些层面的问题需要国家层次的推动与协调，这是企业参与数字丝绸之路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国家层面加强完善数字丝绸之路发展战略，细化政府职责和企业规范，是当前中国数字丝绸之路发展急需的指南针和方向标。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研究员刘玉书，原标题为《数字“一带一路”:进展、挑战与实践方案》，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