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19日，在重庆大足区观赏“大足石刻”时，导游一段话引人思考。他说：“唐末之后北方石窟逐渐走向衰落之际，大足却挥锤凿石，创造了奇迹。大足石刻始建于唐，盛于两宋，南宋末年蒙古军攻入蜀中，大足未免于难，存者转徙，仕者退缩，州县官苛具而可，环千里荆榛，从此大足石刻亦由盛转衰。”似乎冥冥中有一种预感，北方石窟走向衰落之际，正是南方海丝之路逐渐兴盛之时。

  此后多天笔者沉浸在从石窟及其他各种变化中，寻找南北丝绸之路演变与拐点的证据。读《中国通史》《佛陀的容颜》（李惠东著）等书，其“丝绸向西，佛陀向东”章节，详细的介绍了丝绸路上石窟造像的演变。魏晋以来，千佛石窟广泛分布于丝绸之路，如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大足石刻等著名艺术宝窟,形成丝绸石窟走廊。唐宋时期，千佛造型运用到塔上，俗称“千佛塔”。出土有“蚕母图”的温州国安寺千佛塔即其中之一。那么石窟的兴盛与古丝绸之路，以及温州古海上丝绸之路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是我们国家的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先秦时期，黄河流域气候除西周早期经历一个寒冷时期外，普遍比现在要温暖。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我国先秦时期主要农业区，绝大部分为黄土所覆盖。历史地理学研究表明，春秋以前黄河泛滥、决口等事故较少见。黄河流域中下游和河济（黄河和济水）之间植被丰富、森林茂盛，气候温暖而湿润，土质松软而肥沃，宜于耕种，是当时农业最发达的地区。黄河流域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产丝地区。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一直垄断着丝绸生产，从不让这一技艺流出，古代中国一直对丝织业有严格的控制，擅自外泄者甚至会处以极刑。中国出产的丝绸，是古罗马最昂贵的进口商品，民众虽然对丝绸制品如众星拱月，但不知其原料从何而来，甚至坚信丝绸是从树上摘下来的。为一探究竟，东罗马皇帝安排心腹，假扮成传教士、商人，从埃及出发，途经印度等地，进入我国西部，沿着黄河以西的河西走廊，到达丝绸原产国，才弄清楚丝绸制品原产地在中国。在一番探索之下，罗马间谍又悄悄带着蚕桑踏上返程，罗马人从此开始自制丝绸。

  河西走廊是中国内地通往西域的要道，是古西北首府所在地，佛教东传的要道与第一站、丝绸西去的“咽喉”，也是中国文明连接伊朗、印度等地文明的重要交通线。客商往来、经贸发展、宗教传播，丝绸路上不同时期形成不同的经济文化中心。石窟艺术，也因此诞生。

  唐代前期，位于河西走廊西头的敦煌，是丝绸之路商业枢纽和重要宗教中心，这一时期，莫高窟文化进入鼎盛时期，成为各方朝圣之地。但到北宋景祐三年（1036）、南宋宝庆三年（1227），这里先后被西夏、蒙古政权所统治，尽管仍有新工程兴造和修葺，但随着丝绸之路重要性的递减，敦煌经济逐渐萧条，莫高窟日趋衰落。

  从莫高窟往东，有始凿于十六国时期，大兴于北魏明元年太武帝时期的麦积山石窟。当年因孝文帝太和元年（477）西魏文帝宝炬皇后乙弗死后，在这里开凿麦积崖为龛埋葬而盛极一时。与此同时，山西境内的云冈石窟也在开凿。北魏皇始三年（398），皇帝拓跋珪迁都平城后，这里便成为鲜卑拓跋部的根据地，成了当时亚欧丝绸之路东端国际性大都会。

  更东边的大足石刻始凿于初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后经晚唐、五代，至宋达到鼎盛，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唐天宝十四年（755）发生的“安史之乱”，玄宗几经周折，仓皇“幸蜀”。僖宗驾幸成都，蜀中由于政局相对较稳，加之玄宗、僖宗两度入蜀避难。四川成为社会、政治活动的中心。北方中原已失去大规模开窟造像的条件，石窟艺术日渐衰落，步入黄昏。皇帝入川自然带来大量各类人口，四川佛教反有由低谷转向高峰之势。南宋末年，蒙古军队攻入蜀中，大足也未免于难，从此大足石刻由盛转衰。

  其实早在北宋时期，王朝已无力调控（西）丝绸之路，到12世纪以后，走上丝绸之路的大多是宗教信仰及其他文化交流为主，商人不再是主导。丝绸之路商贸的衰落，带来经济衰落，因此，石窟开凿的热度也随之减弱。

  西北石窟开凿衰落的同时，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已开始形成。自三国至南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逐步南移。两宋以后，黄河流域在经济发展上的地位逐渐被长江流域所代替，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朝代更换原因（时局变迁的原因）来看，金代在破辽灭宋（人口迁移），女真人大量内迁，广占土地。这些人不娴于农桑，因而摘取桑枣后砍伐作为薪柴出售。这不仅直接影响黄河流域的蚕桑事业发展，致使金代统治者因丝、绢来源匮乏而惊慌，而且还破坏了黄河流域的植被。从自然原因来看，是黄河改道所致。黄河流域结束了第二个安流时期，开始步入第二个河患阶段。据不完全统计，黄河历史上有过六次改道，一千五百多次决口，环境受洪水冲刷改变程度可想而知。从人为作用来看，也是农垦的废置，造成表土破坏，覆沙飞扬。在这里还因开垦草地为农田，掀起下部浮沙，破坏草原植被。多种原因作用下，金代这里已变成一片瘠薄之地，很难进行生产活动，从而这一地区形成猖狂肆虐的大沙漠。南宋靖康之后，宋王朝苟且在淮水以南。海上逃亡成功突围的赵构在杭州临安登基，宋将张公裕、韩世忠、岳飞率领的宋军则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屡屡打败金兵，从此金兵不敢再轻易渡江骚扰南宋江山，宋皇朝从而偏安了一百五十多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彻底移到了江南之南。

  隋唐以前北方蚕业比较发达，南方则重视土地利用与设施改造，经过其后较为长久时期的努力，它的水利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得到不断改善，再加上长江流域自然灾害较少，它的综合优势逐渐显露出来。到北宋，长江下游的蚕桑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有超越黄河流域的趋势。浙江湖桑天气特征情况好，土壤肥沃，精耕细作，并不停地改进革新种养植办法，追上了时为蚕桑种养业最为发达的山东鲁桑。

  北宋以降，这样的一种情况又发生明显的变化，浙江成为著名的蚕桑生产地。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蚕桑新的种养植中心。其中温州一度成为蚕桑种养植重要的地方。温州博物馆藏有一张木刻彩色版画《蚕母》，1987年出土于龙湾国安寺石塔。据碑记推测，年代至晚不迟于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4）。这一发现反映了北宋年间温州蚕神形象和蚕茧丰收的情况，这件作品被公认是我国目前现存最早的彩色版画之一，也是最早的“蚕母”形象作品，证明此时蚕桑业在南方或温州已蒸蒸日上，也能说是温州民众蚕神崇拜的典型例子。从中我们大家可以进一步发现，温州是承接北方蚕桑种养业重要的地方。《隋书》卷三一《地理》载“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鸡鸣布据载为旧时民间生产风俗，流行于浙江南部。相传有浣纱女，住蜃川（瓯江之滨），事母不嫁，以织布自给，常夜浣纱，天明成布。可见温州当年蚕桑业之成熟，和织造技术的发展。丝绸织造业也一直是温州的长项产业，是主要外销产品。

  南宋是温州历史上比其他朝代都要发达的时代，有不少得天独厚的条件。比如手工业发达、造船技术高超、较早利用指南针航海等，以及高宗皇帝驻锡带来的“流量”。《宋高宗道场记》说温州的“龙翔兴庆禅院，我高宗皇帝宠锡之地”。高宗驻跸温州时间虽短，当看到温州港经济一片繁荣之际，感慨“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这是开辟海上舶务的诏令。有皇帝“带货”，温州自然受到关注。

  北方及中原自安史之乱后，由于吐蕃占据陇古，河西走廊地区陆上丝绸之路已被阻断，唐王朝虽通过漠北草原上的回纥，与西域地区仍保持间接商贸往来，但中外商业交通重点，已由西北陆路转移到东南海道。

  唐代后期，市舶收入在朝廷财政中已占主体地位。唐未黄巢攻占广州，唐右仆射于综说“南海市舶利不资，贼得益富，而国用屈”。更由于输出商品所交换的财富是奢侈品，主要为贵族官僚所掠夺和收藏，不能进入更广阔的市场交换过程，所以唐代海外贸易对国内市场和商品生产的发展，未能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北宋朝廷先后于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等地设市舶司来管理。此时的温州虽未有成立舶务，但熙宁十年（1077）商税全年收入已超过设立市舶司的对外贸易口岸明州（宁波），是全国各县平均商税的七倍。南宋政府偏安一隅，财政负担十分沉重，高宗在温州驻跸近两个月，了解这个港城的经济情况。因而朝廷继在明州、临安之外，又在海船往来较多的温州设立负责外贸的二级市舶机构“市舶务”。到绍兴十九年（1149），市舶机构的收入由北宋的63万贯，增至200万贯，占国家年总收入的5%。

  温州的瓷器生产始于东汉时期，境内有东汉中晚期的越窑窑址。在六朝瓷窑遗址中，瓯窑位于浙南一带。宋代浙南温州一带的瓷器生产已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宋元之际及其以后的窑场计有数百处。

  宋元时期海上航行的大都是中国商船，船里装载的也以瓷噐居多，沿线国家开始以陶瓷来代称中国。这是古罗马、古希腊人以seres（蚕与丝）来对中国的称呼，到以陶瓷（china）来指代中国的称谓变化。支撑海丝之路的主要大宗商品，也由原来的丝绸变为瓷器。

  日本上冈恭补《支那古瓷器手引》曰“昔时盛产青瓷之窑是温州、泉州与安溪，其它亦有小规模之窑”，可见宋时温州青瓷曾大量销往日本。宋《萍洲可读》载“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噐，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有人这么说：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东非沿海，无处没有龙泉青瓷的踪迹，这条漫长的陶瓷之路，实际上就是中国陶瓷特别是青瓷开拓出来的。

  国家文物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孙键说“龙泉窑系的数量非常庞大，所占比例极高，说明龙泉青瓷是大航海时代之前，中国推出的第一种全球化商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也表示：“依据相关研究，在14世纪元代后期到明初，在印度洋地区发现在中国瓷器中，龙泉窑占比80%以上，在同期的东南亚和东亚地区，龙泉窑的占比约为50%～60%，说明龙泉窑在出口瓷噐中所占的比例，可当作衡量一个港口重要与否的指标”

  综上所述，宋代是一个充满变数的朝代，受尽掠夺、惊恐与屈辱，温州则是一个动荡年代的路标，是一个曲线形成的拐点，他给当政者提供了一个决策的平台，将被阻断的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开辟出一条海上瓷器新“丝路”。

  回望南北丝绸之路，我们显而易见，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通达八方的路，记录了丝绸、漆器、瓷器等物产与西方贸易的历史，带来了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当今我们的祖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同构成“一带一路”，开启了国际广泛合作的崭新篇章，续写着文明交融的佳话，验证着丝绸之路国家休戚与共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